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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有兩大戰略性開放平臺匯集各方關注，其一是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其二便是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簡稱前海合作區。
上海自貿區誕生后，坊間一度響起了不少看衰前海合作區的聲音。近期廣東、天津和福建自貿區同時獲批，這類單純將各項政策作簡單類比，并以此得出結論的聲音自然是沒有了市場。而我們之所以選擇在此時關注前海合作區，則是因為前海合作區的價值絕不僅限于自貿區的試驗。
自誕生之日起，前海合作區便承擔起深化內地與香港合作的重任。但如果認為前海只此一個定位，則格局太小。我們需要將前海合作區置于國家整體發展戰略的高度，才能更好的理解前海合作區的價值，以及中央對其給予的期望。
僅從經濟貿易角度來看，前海便有三項任務在肩。其一，對于目前發展邊界受限的香港來說，前海是深港合作的橋頭堡，必須進一步聯系香港與內地，以激活香港活力，拓展香港的發展空間；其二，在中央提出建設“一帶一路”戰略后，大量的中國本土資本和過剩產能需要走出國門，前海要作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后方基地，可起到戰略支點的作用；其三，中國在此前參與國際經濟貿易體系時，均是規則遵守者，而依托香港這個自由港，前海合作區不僅可以成為粵港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先行地，也為中國加入新型服務貿易規則談判提高議程設置能力和話語權。
而要實現這三個層層遞進的目標，在以自由貿易規則為主導的世界舞臺立足，前海合作區必須著眼于更大步的開放和更大膽的改革，要打造出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營商環境。
但不同于三十多年前中國從工業化起步的年代，通過自由貿易流入或流出的服務業，對整體環境的要求更高，而這涉及到政府治理、社會治理等更深層次的問題。
由此，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什么中國第一個“社會主義法治示范區”會花落前海，廣東申報的自貿區范圍，也必然包含前海合作區。
而前海遵循的邏輯，則是前海管理局局長張備在多個場合反復提及的那句話：“前海相信市場的力量，相信改革的力量，相信法治的力量。”
在自貿區的框架下，前海希望通過與香港進行服務業合作，不僅成為粵港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先行地，也為中國加入新型服務貿易規則談判提高議程設置能力和話語權。
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深圳前海蛇口片區將正式掛牌。前海，珠江口東岸、伶仃洋畔沉寂千年的灘涂，將再次喧鬧起來。
如三十多年前的蛇口那樣，前海，也為破局而生。
2010年8月26日，深圳特區成立三十周年，《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獲國務院批復。這顯然不只是巧合。此前數天，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站在前海剛剛填海而成的土地上說：“這里是深圳的未來。”
2012年12月7日，習近平總書記上任后首度離京視察，來到前海。
在仔細了解前海的地理范圍、發展定位后，他說，前海讓他想起了深圳改革開放之初，一張白紙，從零開始，但也正因為是一張白紙，可以畫出最美、最好的圖畫。
兩年多過去，前海畫出了怎樣的圖畫？前海兩周年之際，20個重大項目同時開工，其中第一棟永久性公共建筑是“法治大廈”；截至2015年2月底，前海入駐港企1171家，總的企業注冊數量約3萬家；港鐵集團、匯豐銀行、恒生銀行、渣打銀行、亞洲保理等一大批香港優質本土機構紛紛入駐前海；雙方重點打造的金融合作方面，50余家香港金融持牌機構入駐前海，預計引進外商股權投資資金70多億元。
第二批自貿區的名單上，前海攜帶“蛇口基因”上榜，積極探索實踐國際投資貿易規則，對接“一路一帶”，為未來三十五年中國成為全球負責任大國、高收入大國、法治大國和生態文明大國所需要的新體制機制探路。
而這，是一個更大的“中國夢”。
1。特區焦慮
如果不能理解深圳的過去，也無法預知前海的未來。
2008年的世界，正在被一場空前的金融危機席卷；2008年的深圳，不僅在這場危機中趔趄，更陷入“而立之年”前夜的惶恐。
當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作為這一戰略直接催生出的南中國海濱新城深圳，在近30年的高速發展后，正憂思優惠政策喪失、改革創新乏力，“特區不特”。
深圳的未來在哪里？轉型升級的路在何方？像改革開放三十年前那樣，深圳再次把目光投向一河之隔的香港。
此前一年，盛夏，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因慶祝香港回歸十周年南下，并為深圳通往香港的西部通道開通剪彩。當年，深圳多開通了兩個通往香港的口岸，深圳灣口岸和福田口岸。
及至當年圣誕節前，深圳政府代表團對香港進行了為期三天的訪問，舉行了深港合作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深港合作會議，并簽署了旨在深化雙方合作的“1+6”協議。
“1+6”合作協議涵蓋了基礎設施建設、環境保護、城市規劃、科技創新、服務貿易、旅游等多個范疇，不僅明確了雙方合作的長遠規劃，而且對近期需要開展的合作項目提出了明確要求。
在那次訪問中，深圳提出了“向香港學習，為香港服務，深港緊密合作，促進共同繁榮”的新思路。隨后，在2008年的深圳政府工作報告中，深圳主政者認為，深港合作進入歷史最好時期之一，接下來，深圳要“以深港合作為切入點全面推進體制創新”。
這句話主要有三層意思：
一、在深圳看來，近三十在經濟建設方面“野蠻生長”后，是時候要“全面學習借鑒香港融合西方文明與中華文化的制度設計，包括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城市建設、政府運作、民主法治等，通過學習、消化、創新，形成具有中國特色、適應深圳市情的一系列制度創新，增創深圳體制機制新優勢”。
二、全面加強“深港創新圈”建設，建立與香港的更緊密合作關系，促進雙方在城市發展規劃、重大跨境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的密切溝通與合作。具體而言，要更加主動、務實地推進深港合作項目建設，加快推進廣深港客運專線、深港機場鐵路接駁、蓮塘/香園圍口岸建設、皇崗和文錦渡口岸改造等重大項目的規劃建設和前期工作，盡快啟動深港河套地區的開發建設。
三、適應經濟發展需要，積極推動深港共建人民幣離岸中心，促進兩地資本市場融合，推動“深圳通”與香港“八達通”互聯互通，促進人員往來便利化。
上述這些政府工作報告的文字中看似不起眼的“深港機場鐵路接駁”這8個字，直接將伶仃洋畔的寂寂灘涂，催生為今天喧囂的前海。
2。河套難“解套”
不過，講“前海”之前，還要先講講“河套”。因為原本可承載深港合作、體制創新的絕佳物理空間，是現今水草依舊豐茂的深港“河套地區”。
深圳河是深港兩地界河。1997年治理時，在靠近福田口岸的落馬洲河段截彎取直后，一片原來屬于深圳的78萬平方米土地，落在了香港界內，成為了今天的“河套地區”。
“河套”地區業權仍歸深圳所有，而香港則擁有該區域的管理權。在香港管轄下，這一地區如今還是水光滟瀲、阡陌相通，一派田園。而北望深圳，則是高樓林立，人潮熙攘。
2008年，深港新一輪合作中，盡早啟動河套地區的開發是重點項目。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當時深圳認為河套開發是深港共建世界級大都會的重要突破口；而又基于其權屬問題的特殊性，香港科技大學前校長吳家瑋教授曾提出可將河套建設成為“特區中的特區、特區間的特區”，體現其制度價值。
由于河套地塊面積較小，港府隨后將其與古洞北、粉嶺北和坪輋打鼓嶺三個區域，共同形成系統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
此后兩年，深港兩地曾就河套地區開發啟動研究及公眾咨詢。2010年11月，深港規劃部門同步在兩地召開記者會，公布河套區開發整體規劃。
落馬洲河套地區的總體發展方向確定為，以高等教育為主，輔以高新科技研發及文化創意產業的知識科技交流區。該規劃稱，至2020年將有至少一所高等院校入駐，最多可容納2.4萬名學生。
當時，深圳市規劃國土委有關負責人曾介紹，如果前期規劃在2012年順利完成，2013年將開始一些初期工程的動工，預計到2020年前可以完成河套地區的建設。
然而，一晃五年過去，河套還未“解套”。
原因自然有許多，但河套的產權和使用權分屬香港和內地，需要突破體制桎梏較難，更有賴于港府的強烈意愿。一個可以佐證的細節是，當時深港將河套地區的開發并劃分為A、B、C三個區域，A、B區由港方牽頭研究、深方參與，C區由深方牽頭研究、港方參與。
最新消息是，2015年2月，深圳方面負責編制的落馬洲河套C區的規劃建議大綱圖已完成，建設前期籌備工作還在進行。
3。風起前海
在河套地區是否作為深港合作突破口還在討論時，前海的戰略價值還遠沒有被挖掘。
雖然2007年底，在《深圳市城市總體規劃》修編草案中，首次提出“前海中心”概念，包括前海、后海和寶安中心區，主要發展區域功能的生產性服務業與總部經濟。
但僅就現在的前海片區而言，彼時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深圳僅把其作為服務外貿出口的港區積極運作。2008年10月，深圳前海灣保稅港區批設立，成為國內第9個保稅港區。
真正引爆前海戰略支點地位的，是前文中提到的“深港機場鐵路接駁”項目。當年，深港各方提出，這條軌道交通可讓香港機場和深圳機場之間的距離縮短到25分鐘，而這條軌道交通要在前海灣設站，以及相應的通關口岸。
2008年底，《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出臺，明確提出到2020年，要將粵港澳城市群構建為全球最具核心競爭力的大都市圈之一。這其中，便捷交通成為前提，前海灣蓄勢崛起。這則規劃綱要中，深圳前后海地區和廣州南沙、珠海橫琴等一道作為加強與港澳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等方面合作的載體。
說干就干。此后七八年發生的事情，讓同樣作為深港戰略合作平臺的前海，把多年“只聞樓梯響，不見有人來”的河套地區遠遠甩開。
2009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3位香港全國政協委員聯合提交了一份名為《深港合作建立“深圳前后海創新自貿區”》的提案；同年6月，香港特區政務司司長唐英年率團訪問深圳，深港就深港共同建設“前海現代服務業示范區”達成共識；兩個月后舉行的粵港合作聯席會議上，香港和深圳已就前海的發展簽訂合作意向書。
2010年初，深圳市政府斥資500萬元進行“前海概念規劃全球招標”；4月7日，粵港在北京簽署《粵港合作框架協議》，攜手打造世界級新經濟區。
當年5月，深圳已經成立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開發建設領導小組，負責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開發建設重大事宜。
當年6月24日，深圳宣布前海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進入申報階段。時任深圳市委書記的王榮調研前海強調，要全市形成合力推動前海片區開發大提速，要讓前海片區的開發成為深圳加快建設現代化國際先進城市的一個重要標志。
中央在這一問題上反應更迅速。僅僅兩個月后，2010年8月26日，國務院批復《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前海被定義為服務于整個珠三角的中心、規劃建設為粵港現代服務業創新合作示范區。
2010年10月26日，國家發改委在下發的批復中要求“落實前海管理機構享有相當于計劃單列市管理權限的政策，積極創造條件，下放審批權限，簡化辦理程序”，成為中央給予前海合作區的最新定位，前海的開發開放被提高至國家發展戰略層面上來。
2010年12月20日，深圳在香港舉行《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說明會，前海規劃首次全文公布。深圳市政府首次正式對規劃做出說明，以吸引香港各界參與前海的開發建設。
前海獲批的那一天，恰逢深圳特區30歲的生日。
這顯然不是巧合。在深圳特區成立三十周年前夕，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視察前海，走過一條臨時為其視察搶修的土路，站在一片黃泥之上，溫家寶說：“這里是深圳的未來。”
前海，由此被視為帶領深圳走出政策枯竭期、打開新局面的鑰匙。
4。在前海再造香港
前海對香港也意義非凡。
在深圳陷入為改革開放下一個30年尋路的困惑之中時，香港也正經歷著“十一五規劃”引發的“被邊緣化論”的焦慮。“深港合作”成為兩地共同戰略選擇，以期鞏固兩地在“泛珠三角”地區的戰略性地位。
2007年，曾蔭權連任香港行政長官之后，香港規劃署公布《香港2030》，提出“港深共建國際都會”概念。2009年10月，深圳的前海戰略醞釀的關鍵時期，曾蔭權在香港立法會發布新的施政報告，希望能通過參與深圳前海的發展，促進和提升香港本身的服務業，進一步推動長遠經濟發展，并對內地發展服務業做出貢獻。
曾蔭權認為，在過去30年，香港充分參與了國家的改革開放和工業化進程，并成功將經濟模式由制造業轉至服務業為主。國家下一個30年的發展，關鍵在于推動服務業的發展，香港可以利用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的優勢，結合兩地的力量，一起推進前海現代服務業發展的可行性。
早在2007年，香港GDP的90%均由服務業創造，而同年，深圳這一比例僅為49%。
換句話說，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后，香港能夠對外輻射的經濟形態便是服務業，彈丸之地的香港也迫切希望為其服務業拓展市場；而包括深圳在內的廣大內地，最需要發展的也是服務業，迫切需要引進高端服務業以調整經濟結構。
前文中提及的珠三角規劃綱要中，在構建現代產業體系章節，定位珠三角要優先發展現代服務業。發展現代服務業第一條便是，“支持珠江三角洲地區與港澳地區在現代服務業領域的深度合作，重點發展金融業、會展業、物流業、信息服務業、科技服務業、商務服務業、外包服務業、文化創意產業、總部經濟和旅游業，全面提升服務業發展水平。”
盡管香港有意愿，但當前海旗幟鮮明地提出要建金融中心，卻發現合作并不容易。
一方面，香港有部分輿論認為這是要與香港直接“搶蛋糕”。香港金發局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香港金融服務業從業人數達23萬，對香港生產總值直接貢獻16%。此外，金融業間接創造了10萬個職位，也間接對本地GDP貢獻6%，是絕對的支柱產業。
另一方面，按照香港的治理邏輯，政府不能隨便地干預微觀或中觀經濟，也不能直接投資產業，更不能直接命令企業到前海；而對香港企業而言，投資一定是逐利的，在政策尚未完全明朗階段，企業看不到實質性好處，不會入場。
5。深港蜜月期
2013年7月，前海首次提出了前海深港合作的“五點原則”：凡是對香港不利的事前海堅決不做；消除疑慮，做大容量，共同發展；合作建設，實現雙贏；虛心學習，大力引進機制和人才，同時為香港白領提供成長階梯；優勢互補，共同爭取國家支持。
此后，香港與前海合作似乎開始進入蜜月期。
2014年年底，深圳市政府在前海開放開發新聞發布會上介紹，當年前海與香港關聯度達到歷史高點，共接待港人1萬多人次，港企4000多批次，是去年同期10倍。
2014年前海新增港企861家，同比增長540%；投資超過1000萬美元的港企占40%以上，港企平均注冊資本比區內企業平均注冊資本高62%；落戶的港企中，從事金融、現代物流、信息服務、科技服務和專業服務的企業分別占50%、15%、11%、21%。
而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的主要目標是，到2020年，在前海實現由港資、港企開發的建筑面積超過900萬平米，港資服務業規模突破1千億元，成功孵化培育港資創新創業領軍企業超過100家等。為大力引進港資、港企，前海明確至少1/3左右的土地向港企出讓。
2015年也開局良好。1月9日，前海2015年首塊商業用地被香港本土最大房地產開發企業之一的嘉里建設拍得，一舉打破前海自2013年七月陸續開始拍賣14塊地，卻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香港企業拿地的尷尬。
此前前海的拿地企業包括騰訊、華潤、恒昌科技、弘毅資本、香江集團、世茂等，這些“港企”或在香港上市，或為實際控制人注冊地在香港，但它們的主要經營市場還是在內地。因此，在不少人看來，這些企業并非正宗香港本土企業。
事實上，截至2015年2月底，前海入駐港企1171家。前海管理局長張備透露，入駐前海港企體量大，效益好，前海目前30%稅收都是由港企提供的。
記者了解到，包括港鐵集團、匯豐銀行、恒生銀行、渣打銀行、亞洲保理等一大批香港優質本土機構紛紛入駐前海；雙方重點打造的金融合作方面，50余家香港金融持牌機構入駐前海，預計引進外商股權投資資金70多億元。
為加強深圳與香港兩地青年交流合作，前海還致力打造為香港青年到內地發展的支撐平臺。去年底推出的“深港青年夢工場”項目，至今已吸引29家機構及45家創業團隊入駐，港方占三分之一以上。
張備同時表示，會努力將前海打造為香港青年到內地發展的支撐平臺。今年前海管理局計劃組織5000名香港大中學生到前海參觀交流，并與入區企業共同招聘50名優秀香港青年，擔任企業高層管理人員的助理。
6。自貿區疊加
前海注冊企業數量，尤其是港企數量暴漲，誠然與前海不斷對香港進行宣講有關，而更主要的原因可能來自自貿區效應。
2013年7月，上海自貿區獲批之后，廣東也傳出申請自貿區的消息。2014年全國“兩會”上，廣東省明確前海將作為廣東自貿區的一個片區。
實際上，早在2009年全國“兩會”期間，《珠三角規劃綱要》剛提出將深圳前后海作為粵港合作平臺發展，三位來自香港的政協委員便聯合提交了一份名為《深港合作建立“深圳前后海創新自貿區”》的提案，獲得了100多位全國政協委員的聯署簽名。
委員們建議自貿區主要定位于4大方面：金融創新試驗區、區域產業創新服務平臺、全國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示范區、區域產業鏈管理基地。
2011年10月8日實施的《深圳前海灣保稅港區管理暫行辦法》中也明確指出，前海灣保稅港區應當借鑒國際自由貿易區、自由貿易港通行的規則，堅持體制創新、先行先試，加強深港合作，探索建設功能完善、運行高效、法制健全、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自由貿易港區。
及至上海自貿區獲批掛牌，前海一度被認為是“打了敗仗”。
但過去一年多，前海和廣東其他戰略性平臺一起，在申報自由貿易試驗園區方面多方努力。對于前海和廣東來說，帶著鮮明的對接港澳特色，申請自貿試驗區理由充分。
2014年11月，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十七次會議在廣州舉行，粵港達成一致要共同推進突出對港澳開放的自由貿易園區申報工作。
實際上，自2003年開始，內地與港澳先后簽署《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及一系列補充協議，其中許多領域開放以廣東作為先行先試區。按照商務部規劃，“十二五”末要基本實現內地與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而廣東則提出要提前一年實現這一目標。
然而，CEPA實踐仍存在落實效果欠佳、準入門檻過高和配套法律法規不完善等問題。
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毛艷華研究指出，此前香港對內地服務輸出占比一直徘徊在35%左右，并未刺激本港服務業大幅“北上”；甚至香港在內地輸入服務貿易總量的比例還趨于下降，從2001年的25.1%跌到2010年的15.4%。
此外，香港對內地服務業輸出仍集中在傳統領域。根據香港工業貿易署的統計，截至2014年11月30日，運輸物流及分銷等傳統服務業申請CEPA《香港服務提供者證明書》占比超過一半。
毛艷華還發現，香港的金融和保險作為優勢產業在香港全球服務輸出中占比達12.9%，但在香港向內地服務輸出在其總量中的占比僅為2.8%。
究其原因，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張光南等人，認為這與服務貿易本身比較復雜、風險性相對較高，也比較難以標準化有關。
“CEPA目前是典型的‘正面清單’模式，許多服務業開放實際很難落地。比如說培訓很早就放開了，但廣東很難見到有港資的培訓機構，因為很多時候，外資培訓是工商部門還是教育部門批，都難以界定。”張光南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說。
在學者以及廣東的決策者看來，在自由貿易試驗園區有望破除這些玻璃門。
7。探索國際貿易規則
2014年底，中國自貿試驗園區獲批，前海不僅入圍，而且攜手“黑馬”蛇口片區，共同組成前海蛇口片區。
盡管現在前海蛇口自貿區尚未掛牌，但早在數月前，前海已推出了全國首個針對香港的整體合作方案，提出包括“向香港企業出讓不少于三分之一的土地”在內的50條具體的深港合作舉措。
方案中明確提出，要通過建設自貿區，促進深港市場要素跨境流動。而在自貿區框架下，前海希望打造成投資貿易便利、服務貿易自由、金融創新功能突出的合作區。
具體而言，前海希望鼓勵相關企業整合深港兩地供應鏈管理資源優勢，開展貿易、供應鏈擔保、估值、融資等供應鏈增值服務，打造物流、貿易、金融一體化運作平臺，構建亞太供應鏈管理中心。
前海還將推動深港兩地海空港緊密合作，拓展港口、船舶和船員服務功能，為香港經營者拓展航運服務空間提供便利，支持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建設。
此外，還要借鑒國際貿易“單一窗口”模式，依托深圳地方電子口岸建設公共信息服務平臺，率先在前海開展跨境電子商務試點；落實國家質檢總局關于支持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先行先試的意見，試點深港檢測結果互認，支持香港檢測認證機構依托前海開展內地業務，提升深港兩地貿易便利化程度；探索建立深港跨境融資租賃資產交易中心，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融資租賃產業發展基地。
前海要做的還不止與此。2014年12月，前海新聞發言人王錦俠透露，在自貿區的框架下，前海希望通過與香港進行服務業合作，不僅成為粵港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先行地，也為中國加入新型服務貿易規則談判提高議程設置能力和話語權。
最近，第二批自貿區總體方案獲批，廣東自貿試驗區即將掛牌，廣東省商務廳強調，廣東將立足于打造新型國際投資貿易規則試驗區，在國際投資、貿易、知識產權等領域探索對接國際高標準規則體系。
同時，有效對接國家“一帶一路”戰略，推動廣東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貿易往來和投資合作，著力打造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服務。
